他俩初起的日子，/像春风吹着春花。/花对风说"我要，"/风不回答：他给！但春花早变了泥，/春风也不知去向。她怨，说天时太冷；/"不久就冻冰，"他说。这是徐志摩发表于1930年2月10日《新月》第2卷12期的一首诗，很契合地表现了他与陆小曼的感情变化。
　　
　　促使徐志摩做出离开上海的决定，是光华大学的一次学潮。到了1930年，志摩只在上海光华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两处教书，而上海光华大学是志摩4年来经济的主要来源。但1930年底，光华大学的一次学潮却使他丢了饭碗，他被政府当局辞退了。原因是作为学校选出的校务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的他，在国民党支持的特务学生杨树春闹事的学潮中，坚决反对政府干预校政。志摩被辞退后，北京关心他的几个朋友，特别是胡适，为他着想，给他在北京大学找到一份不错的教职，因此志摩决定北上。这是志摩离泸北上的直接原因。
　　
　　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志摩早想离开上海这个浊消人筋骨的十里洋场。志摩多次说过他不是洋场人物，不适宜洋场生活，多次劝小曼离开上海与他到北京开辟一片疆域，但始终说不动小曼，只好暂时住在上海不愉快地耽搁着。但他对上海的环境和上海家庭的生活早腻烦透了。上海，他已毫无留恋之处。他来北京之前，与小曼做了一次长谈，但还是他说他的，她做她的。但这次，志摩绝不再迁就小曼，既然他决定北上，小曼就一定要北上了。
　　
　　虽然他人已北上，但显然小曼并不同意。小曼多次在信中责怪他，责备他忍心离开多病的她。小曼的母亲也不理解志摩为什么非要北上，上海不是挺好的么？因为意见不同，他只能苦口婆心地给小曼解释。他说："上海的环境我实在不能再受。再窝下去，我一定毁；我毁，于别人亦无好处，于你更无光鲜。因此忍痛离开；母病妻弱，我岂无心？所望你能明白，能助我自救；同时你亦从此振拔，脱离痼疾；彼此回复健康活泼，相爱互助，真是海阔天空，何求不得？"
　　
　　在他说明了离开上海的原因后，说出了自己这些年的苦衷，在上海家中毫无愉快可言的情状。在同一封信中，他说："我们这对夫妻，说来也真是特别；一方面说，你我彼此相互的受苦与牺牲，不能说是不大。很少夫妇有我们这样的脚跟。但另一方面说，既然如此相爱，何以又一再舍得相离？你是大方，固然不错，但事情总也有个长理。前几年，想起真可笑。我是个痴子，你素来知道的。你真的不知道我曾经怎样渴望和你两人并肩散一次步，或同出去吃一餐饭，或同看一次电影，也叫别人看了羡慕。但说也奇怪，我守了几年，竟然守不着一单个的机会，你没有一天不是engaged(有约会)的，我们从没有privacy（私生活）过。到最近，我已然部分麻木，也不想望那种世俗幸福。即如我行前，我过生日，你也不知道。我本想和你同吃一餐饭，玩玩。临别前，又说了几次，想要实行至少一次的约会，但结果我还是脱然远走，一单次的约会都不得实现。"70志摩说着这一切时，心中既有悲苦，也有怨愤，因此这次北上，也是一次"负气"远走。在小曼身上，他既得不到精神上的契合，也得不到世俗的幸福，他还有什么可留恋的？一个丈夫竟无法和妻子有一次单独的约会，说来人们不相信，但这就是志摩的生活，说到此小曼就有些过分了，不考虑丈夫的感受，这大约是最愚蠢的做法了。志摩心冷了，对于他们的爱情，他麻木、绝望了，既然如此，留还不如走。
　　
　　走，既是为了个人前途，也是为了生计。在上海，失去光华大学的教职，志摩已没有足够的钱养家。上海的家，一个月的开销最少要在五六百元上下。在北京，北京大学和女子大学两处教书，他的工资所得是580元，再加他写作、翻译和其他收入养家不成问题，因此他才南北奔波。从春季到夏季，他来回往返于北京上海达8次之多，身累，心也不宁。
　　
　　志摩本来是一个离不开爱人的人，而且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两地分居给他带来的不便，他最清楚，可是他宁愿忍，也要离开上海。每天4到5节课，早起晚睡，说不尽的辛苦和劳累，最需一个女人在身边料理、呵护，可他却不敢奢求这普通的幸福，因为他得不到，他只乞求小曼不要再生出新的花招。胡适的太太看着他每天那样辛苦，说他可怜，他也只当这是本分之事，从没有怨言，只盼有一天能说服小曼北上团聚。他这样辛苦，每天却从不忘写信关心小曼的生活、起居、学习、前途。他隔两天写一封信，报告自己的情况、诉说思念之苦、鼓励小曼画画。他是一个好爱人，好丈夫，小曼最知道，但不珍惜。小曼很少给志摩写信，不多的几封信里，总是责怪，不理解，讽刺挖苦。以致志摩写信求她：你来信说几句亲热话，我心里不提有多么安慰？已经南北隔离，你再要不高兴我如何受得？所以大家看远一些，忍耐一些，我的爱你，你最知道，岂容再说。
　　
　　志摩和小曼已是矛盾叠出，处处说不到一起。
　　
　　在这许多矛盾中，因林徽因引起的矛盾也是其中之一。徐志摩对陆小曼什么事都不隐讳，别说每次见徽因的情况，就是逛妓院而不粘花惹草也不忘写上几笔。但既使这样，还是存了一份戒心，总把他与林徽因见面的情况说的轻描淡写，即使这样，陆小曼还是嫉妒甚至埋怨了，因为陆小曼怕的就是林徽因这种女人，她知道徐志摩爱的就是林徽因。徐志摩自北京写的第一封信就说到林徽因，他说："最后要告诉你一件我决不曾意料的事：思成和徽因我以为他们早已回东北，因为那边学校已开课。我来时车上见郝更生夫妇，他们也说听说他们早已回，不想他们不但尚在北平而且出了大岔子，惨得很，等我说给你听：我昨天下午见了他们夫妇俩，瘦得竟像一对猴儿，看了真难过。……你要是见了徽因，眉眉，你一定吃吓。她简直连脸上的骨头都看出来了；同时脾气更来得暴躁。思成也是可怜，主意东也不是，西也不是。凡是知道的朋友，不说我，没有不替他们发愁的；真有些惨，又是爱莫能助，这岂不是人生到此天道宁论？"71虽然志摩已经摸透了小曼的心理，把林徽因描写的没有一点可爱之处，但小曼还是不高兴了。在她写给志摩的信中挖苦志摩只会关心林徽因，不关心自己。志摩接到这样的挖苦信当然委屈，他写信说：我不会伺候病，无此能干，亦无此心思，你是知道的，何必再来说笑我。他又强调，他一定会注意自己的行为，"至于梁家，我确是梦想不到有此一着；况且此次相见与上回不相同，半亦因为外有浮言，格外谨慎，相见不过三次，绝无愉快可言。如今徽因偕母挈子，远在香山，音信隔绝，至多等天好时与老金、奚若等去看她一次。"72到这个时候，志摩确实没有想过要与徽因再续旧情，正因为他心无杂念，他才说"你要是见了徽因"这样的话，他希望将来小曼来北京后，他们家能与梁思成家走动来往。志摩是坦荡的，但不自信的小曼却难以做到泰然处之，因此生了矛盾。
　　
　　后来志摩三番五次邀请小曼来京，小曼坚决不来，志摩这才有了向徽因诉苦、出气的需要，有了对徽因的一份依赖。因为比之小曼，徽因是那样理想：相夫教子，不忘自己的教学工作，还挤出时间写诗。两厢比较，怎能不让志摩感慨。更重要的是林徽因理解他，自始至终理解他。他们俩在一起说一件事，刚刚开头，就完全理解了，而和小曼却南辕北辙。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林徽因，女性中谁还能与他一起谈诗？只有徽因，徽因是他真正的朋友。徽因养病期间，志摩鼓励她写诗，而在这之前她从没有写过诗，短短几个月，徽因就写出并发表了8首优美的诗篇，令志摩佩服、喜悦。而小曼，他苦口婆心地说了几年，她也没有写出一个字来，看看努力的徽因，再想想懒散的小曼，他真的很失望。志摩去世前，与徽因的交往确实密切，在精神和情感上也十分依恋她，志摩如果不死，正如梁从诫所言，他对徽因的感情真是很难把握。
　　
　　小曼与志摩的另一层矛盾是由家庭引起的。志摩母亲病重，他从北京赶回上海，准备回硖石尽孝，小曼也想同行，但被公公阻止。志摩的父亲原先就不想接受这个离过婚的女人，对她从不信任，婚后发现陆小曼不懂持家，还娇气蛮横，挥霍无度，令他十分不满。后来又抽上鸦片，与翁瑞午关系暧昧，令老人十分气愤。看着自己心爱的儿子为了这个女人的挥霍，劳累过度，对她更是恨之入骨。他一直与妻子、幼仪和孙子住在上海，志摩过的什么日子，他们一清二楚。他培养了志摩，老了本该和儿子住在一起，安享晚年，现在却不得不在干女儿家养老，全是因为这个女人，上述种种，致使他怀恨小曼，老人不能原谅小曼。现在自己的老伴就要离他而去，在这伤痛之时，他不愿看到这个令他痛恨的女人。这是他的家，他的情感让他这样做。
　　
　　母亲去世，作为儿媳的小曼本应到场，但父亲坚决不从，为此志摩对父亲十分生气。这毕竟不同平时，儿媳不能到场，成何体统。他与父亲争辩，他那晚顶撞了父亲几句，父亲便到灵前去放声大哭。志摩自那晚起，变得不多言语，他的痛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最疼爱他的母亲去了，父亲又与他不相容，爱妻又责备于他，他只能在母亲的灵前痛哭不已，他心里苦。
　　
　　葬礼那天，志摩求父亲让小曼参加葬礼，但父亲坚决不从，说如果她来他就走，口气坚决，不容商量。结果婆婆葬礼，小曼不得参加，这对小曼是沉重的打击，证明她在这个家中没有地位，根本不被承认，心高气傲的她，怎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她只好把气撒在志摩身上。她在写给志摩的信上说：你通同他人来欺我！你家欺我太甚。已经非常悲痛的志摩接到信后说：方才得你信颇喜，及拆看，更增愁闷。志摩一边要对付父亲，一边又要安慰妻子。为了安慰妻子他不得不表示自己对父亲的愤怒和不可饶恕，以平妻愤。他写信说："至于我们这次的受欺压，我虽懦顺，绝不能就此罢休。但我却要你和我靠在一边，我们要争气，也得两人同心合力的来。我们非得出这口气，小发作是无谓的。别看我脾气好，到了僵的时候，我也可以僵到底的。并且现在母亲已不在。我这份家，我已经一无依恋。父亲爱幼仪，自有她去孝顺，再用不到我。这次拒绝你，便是间接离绝我，我们非得出这口气。"73志摩也是聪明，他的安慰还真管用，小曼看丈夫与自己齐心，这样痛恨父亲，并扬言要报复等等，她的气也就出了一半，不再计较。虽然如此，她还是受到了打击，明白了她在别人眼中的形象，虽然自己的形象是自己塑造的，但她的沮丧还是影响了她与志摩的关系。
　　
　　志摩虽然口口声声要出气，不肯原谅父亲，但下个月，也即5月28日，当父亲过59岁大寿时，孝顺的他还是乖乖地回到硖石，为父亲祝寿。其实，父亲从没有责怪过志摩，父亲对孝顺的儿子十分爱护和满意，除了看不惯他的妻子外，乖巧的志摩还是给他们带来不少快乐。父亲大寿，志摩请求让小曼来，父亲还是坚决不从，志摩也只能一人回到硖石，表示孝心。但婆婆的"开吊"，陆小曼被允许参加，不过这次见面也不愉快。徐申如看着这个不会挣钱，只会挥霍的媳妇，气就不打一处来。而张幼仪不仅会挣钱，会持家，还对他孝顺，两厢比较，他只能唉声叹气。小曼感到徐家处处与她作对，很不愉快，为此，任性的她痛恨他们家的一切，连同志摩，为此也就不愿多听志摩的话，脾气也来的更坏。因此，当志摩再次请求她去北京时，她更不答应了。
　　
　　他俩最大的矛盾就是小曼来不来北京这一桩。夫妇如果真的相爱，志同道合，怎又能忍受分离。如果一个人爱一个地方胜过爱一个人，这应该就是爱人还不够的证明。从1931年2月24日到1931年10月29日，志摩来北京后写给小曼的24封信中，有6封直接提出要小曼来北京的问题。其他信虽没有直接提出，但从他授课的劳累，生活的不便，羡慕朋友们成双成对，意下也是想让小曼来。这些信，有的是请求；有的是诱惑（说北京有多好玩）；有的是责怪；有的是指责；有的是最后通牒。他软磨硬拽，但小曼就是不来，这让他寒心、失望。
　　
　　1931年3月19日的信，是志摩写给小曼最严厉的一封信。这封信诉说了多年来他对她的不满，指出她舍不得离开上海的原因是舍不得鸦片和与她一起抽鸦片的人。他说：我想只要你肯来，娘为你我同居幸福，决无不愿同来之理。你的困难，由我看来，决不在尊长方面，而完全是积习方面。积重难返，恋土情重是真的。……就算你和一个地方要好，我想也不至于好得连一天都分离不开。况且北京实在是好地方。你实在过于执一不化，就算你这一次迁就，到北方来游玩一趟：不合意时尽可回去。难道这点面子都没有了吗？现在我需要我缺少的只是你的帮助与根据真爱的合作。这封信看出志摩的严肃，也感觉到他们夫妻的疏远，至志摩死，小曼也没有给他这点面子。一封信，志摩由指责到乞求，但一切就像耳旁风。
　　
　　接下来的另一封信，又说到来北京的事。这次是诱哄，就像大人哄小孩儿，说这里有你喜欢的糖果，你还不来吗？志摩写道："饭后去中和，是我点的戏，尚和玉的《铁龙山》，凤卿文的《昭光》，梅的头二本《虹霓关》。我们都在后台看得很高兴。头本戏不好，还不如孟丽君。慧生、艳琴、姜妙香，更其不堪。二本还不错，这是我到此后初次看戏。明晚小楼又有戏，但我不能去。眉眉，北京实在是比上海有意思得多，你何妨来玩玩。我到此不满一月，渐觉五官通美，内心舒泰；上海只是消浊筋骨，一无好处。……眉眉，我觉得离家已有十年，十分想念你。小蝶他们来时你同来不好吗？你不在，我总有些形单影只，怪不自然的。"74她知道小曼喜欢看戏，喜欢热闹，就以此诱哄小曼来一次，但小曼还是不理。摆足了架子。
　　
　　多次请求，小曼不来，志摩在1931年5月12日的信中，充满对小曼的责怪。他在北京很劳累，生病了，心情不好。他责怪道："我想到你那乱，我就没有勇气写好信给你。前三年我去欧美印度时，那九十多封信都到哪里去了？那是我周游的惟一成绩，如今亦散失无存，你总得改良改良脾气才好。我的太太，否则将来竟许连老爷都会被你放丢了的。你难道我走了一点也不想我？现在弄到我和你在一起倒是例外，你一天就是吃，从起身到上床，到合眼，就是吃。也许你想芒果或是想外国白果倒要比想老爷更亲热更急。老爷是一只牛，他的唯一用处是做工赚钱：牛这两星期不但要上课还要补课，夜晚又不得睡，心里也不舒泰。"75而这时，小曼与翁瑞午正和一群人游杭州，连一封信也顾不上给他寄。
　　
　　小曼整天呼朋唤友、吃喝玩乐、游山玩水，丈夫有几件衣服，是否完好，她全不知道。志摩只能埋怨道：我家真算糊涂，我的衣服一共能有几件？此来两件单哔叽都不在箱内！天又热，我只有一件白大褂，此地做又无钱，还有那件羽纱，你说染了再做的，做了没有？……你自己老爷的衣服，劳驾得照管一下。又说到她来北京的事，他说：要演戏得来北京演，要根本调养也得来北京。志摩的这些埋怨，小曼听不进去，他们的情感变得有些疏远。
　　
　　志摩责怪小曼说：连一个恶心字也不给我寄，这一激，还真激出一封信来，虽然是姗姗来迟。这封信是回复志摩前头几封信的，她写道：顷接信，袍子是娘亲手放于箱中，在最上面，想是又被人偷去了。家中是都已寻到一件也没有。你也须察看一下问一问才是，不要只说家中人乱，须知你比谁都乱呢。现在家中也没有什么衣服了，你东放两件西放两件，你还是自己记记清，不要到时来怪旁人。我是自幼不会理家的，家里也一向没有干净过，可是倒也不见得怎样住不惯，像我这样的太太要能同胡太太那样能料理老爷是恐怕有些难吧，天下实在很难有完美的事呢。玉器少带两件也好，你看着办吧。既无钱回家何必拼命呢，飞机还是不坐为好。北京人多朋友多玩处多，当然爱住，上海房子小又乱地方又下流，人又不可取，还有何可留恋呢！来去请便吧，浊地本留不得雅士，夫复何言！
　　
　　一对夫妻，来往书信变成一种争吵和讥讽，还有什么感情可言。小曼请志摩一切自便，话已至此，情也所剩无几。志摩也就彻底心冷了。人们常夸小曼聪明，可她的聪明在哪里？不能与自己心爱的丈夫同心同德，往一条道上走，这又是那门子的聪明？一个靠男人活命的女人，竟可这样理直气壮，只有名媛才会有这样的脾气和架子。可你毕竟是依靠男人的，这般对待你的男人，这个男人还会呵护、供奉你吗？这就是小曼的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话已至此，志摩被呛得可以，他心灰意冷。1931年6月25日的信终于与她摊牌：不过你一定要坚持的话，我当然也只能顺从你（指不来北京的事）；但我既然决在北大做教授，上海现时的排场我实在担负不起。夏间一定得想法布置。你也得原谅我。我一人在此，亦未尝不无聊，只是无从诉说。人家都是团圆了。叔华已得通伯，徽因亦有了思成，别的人更不必说常年常日不分离的。就是你我，一南一北。你说是我甘愿离南，我只说是你不肯随我北来。结果大家都不得痛快。但要彼此迁就的话，我已在上海迁就了这多年，再下去实在太危险，所以不得不猛省。我是无法勉强你的；我要你来，你不肯来，我有什么法想？明知勉强的事是不彻底的；所以看情形，恐怕只能各是其是。志摩决心不再迁就、勉强小曼，决定各行其是，这或许就是解决问题的暂时办法。
　　
　　令志摩烦恼，影响他们夫妻感情的另一问题是金钱。志摩到北京后写给小曼的24封信，几乎有一半谈到钱的问题。1931年2月24日内的两封信都谈到钱，第一封问：大夏六十元支票已送来否？他时时处处惦记着家中钱的用度，一是因为钱用的太快，二是因为经常处于缺钱的状态，所以刚到北京就问大夏大学的钱，看来临走时，家中钱已不多。同一天的第二封信，告诉小曼他来北京后所能得到的薪水数目：北大的教授（三百）是早定的，不成问题。只是任课比中大的多，不甚愉快。此外还是问题，他们本定我兼女大教授，那也有二百八，连北大就六百不远。……只要不欠薪，我们两口子总够过活。这个时候，志摩在钱的用度上还是胸有成竹，比较乐观的。他来北京刚20天，家中就等钱急用，他托朋友余上沅带现洋100元，劝小曼别急，日内即由银行再寄钱回去。3天后，即1931年3月18日，来北京还不到1个月，已领到北大300元，由银行汇到上海。
　　
　　
　　
　　到了1931年的6月14日，他来北京不到4个月，除了自用不算，路费不算，已给家中寄去2千多元不到3千元，他规定小曼1个月的开支是500元，但小曼那里又似乎连五百都还不够用似的，钱不管有多少，总不够小曼用，到了这个月似乎需要借钱，但借钱又无处开口。因此志摩焦急得睡不着。诅咒：钱是真可恶，来时不易，去时太易。最后不得不与小曼商量，在房子、车子、厨房三样上节省，因为他们的房子太大，两个月就需要300多元，确实是太奢侈了。车子似乎也是一笔大的开支，劝小曼卖了车子。而厨房更是一个大窟窿，因为在他家吃闲饭的人太多。但这些用费小曼在志摩活着时，似乎一样都没有省，只是在志摩去世后，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为了节省开支要搬家，但也并没有搬，她的铺张是一贯的。志摩希望以后把家用节到每月400元，但那是不可能的，她只鸦片、医药两项下来就得300元，再加吃、用，车子，衣物，上上下下10多个人的开销，每月最少600元。志摩实在负担不起上海的家用。而举债过日子的生活太让他难堪、丢脸。他真有些招架不住了！
　　
　　事至此，他们夫妻更加疏远，信中没有好话，见面没有热脸。以致志摩在信中求她给他一种相当的热意，给他一点欢容。为了满足陆小曼庞大的开支，徐志摩不得不像翁瑞午之流一样做起了房地产中介人，希望通过赚点佣金补上家中的亏空。可是赚这点佣金并不容易，来来回回很麻烦，问题层出不穷，还不见得做成，对于无所事事的人似乎并没有多大关系，对于本已很忙，还想写诗的志摩来说，就是一种折磨，大大地影响了他的情绪和精神。可是现在急等钱用，不想此着更无他法。因此他不得不为此事，奔波于南北之间。可怜的是，他要回上海，竟连买票的钱都没有，如果走就得负债，这便如何是好？他说自己穷得寸步难行。结果在他去世前，还欠债500元。
　　
　　他想改变环境，重新振作，但小曼不配合，闹得他不仅要两地分居，忍受生活的不便和分居的寂寞，还得为钱奔忙，还是举债度日，他的日子真是过得暗无天日。所以胡适在悼志摩的文章中说，志摩死前，苦状不可形容，精神已到崩溃的边缘，可小曼还在那里昏昏噩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