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回忆说：我多半在下午去，因为她是把白天当黑夜、黑夜当做白天的人。每天近午起床，在洗澡间里摸弄半天，才披着浴衣吃饭，所以她的一天是从下午开始的。在下午，她作画、写信、会客、记日记；晚上大半是跳舞、打牌、听戏，过了子夜，才拖着疲倦的身体，在汽车里一躺，回家了。上海是个不夜城，她过的是不夜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开始变得不合调。小曼对王映霞诉苦说：照理讲，婚后生活应该过得比过去甜蜜而幸福，实则不然，结婚成了爱情的坟墓。志摩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所憧憬的爱，是虚无缥缈的爱，最好永远处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境地，一旦与心爱的女友结了婚，幻想泯灭了，热情没有了，生活便变成白开水，淡而无味。志摩对我不但没有过去那么好，而且干预我的生活，叫我不要打牌，不要抽鸦片，管头管脚，我过不了这样拘束的生活。我是笼中的小鸟，我要飞，飞向郁郁苍苍的树林，自由自在。
　　
　　1926年11月中旬，他们回到硖石，一个月后志摩父母因为看不惯小曼的行为作派，愤而出走。这就是小曼后来说到的不到三个月就出了变化，他的家庭中，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纠纷。从这时开始，志摩父母对小曼不再有好感。徐申如夫妇离开硖石时太匆忙，没有安排志摩夫妇的日用花销。也许是因为讨厌陆小曼什么都要高档的外国的，不愿在经济上支持她的这种奢侈、挥霍，有意不给他们钱财。按说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把家分作三分，张幼仪可以从家族生意中每月支取300元，但志摩夫妇好像一直没有这笔钱，这显然是徐申如的有意控制。因此当志摩夫妇仓促逃离硖石时，竟没有路费，也无权从家族公司中支款，这些恐怕都是朝着小曼来的。志摩不得已向舅父沈佐宸借款方得成行。
　　
　　到了上海后，他们的经济状况更糟。先是住在通裕旅馆，一家普通客栈，生活很不方便。为了舒坦一点，随后搬到宋春舫家。未搬家时，志摩在给幼仪的信中说：爸爸来知道你们都好，尤其是欢进步很快，欣慰得很。你们那一小家庭，虽是新组织，听来倒是热闹而且有精神，我们避难人听了十分羡慕。你的信收到，万分感谢你，幼仪，妈在你那里各事都舒适……我不瞒你说，早想回京，只是走不去，没有办法。我们在上海的生活是无可说的……破客栈里困守着，还有什么生活可言。日内搬至宋春舫家，梅白路六四三号，总可舒泰些！
　　
　　到了上海之后，志摩一时找不到理想的事做，先是想通过恩厚之的帮助，与小曼一起到国外读几年书。通过胡适的周旋，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答应给他们一笔钱。可当恩厚之寄来旅费后，他又不去了，原因是小曼体弱多病和其它原因，志摩也只好放弃。外国不去了，志摩开始在上海找事。为了生存，在光华大学找了一份教职，又在法租界找到一处住宅，到此他们夫妇总算在上海安顿下来。小曼后来在文章中写道：离开家乡逃到举目无亲的上海来，从此我们的命运又浸入了颠簸，不如意事一再的加到我们身上。在上海受了几月的煎熬我就染上一身病；后来的几年中就无日不同药炉做伴；连摩也得不着半点的安慰，至今想来我实在对他不起的。在上海的这些日子，跟着志摩，小曼吃了一些苦，等到在上海法租借安顿好后，他们就进入安家立业的生活。在上海，小曼很快如鱼得水，欢畅自如，再没有先前的愁苦相了。而志摩却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他不喜欢上海这个地方。在日记中写道："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里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了臃肿的袍服上舞台去串演不自在的'腐'戏。我想在霜浓月淡的冬夜独自写几行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们到涂腊的跳舞厅去艳羡仕女们发金光的鞋袜。"31当快乐的小曼拽着他唱戏、跳舞时，他不仅没有感到快乐，而且感到十分烦恼和厌烦，因为这不是他要的生活，是小曼要的生活，可他却必须跟着过这种生活，而他想过的却是另一种有作为的生活。
　　
　　志摩是诗人，多情浪漫，容易对女性产生感情。但他精神洁净，注重精神精神，喜欢大自然，与小曼喜欢热闹的社交生活有本质的不同。志摩是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只要她爱他，将来一定能让她与他志趣相投，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两个人的目标不同，生活中就少不了摩擦和失望。
　　
　　小曼习惯、喜欢城市生活中灯红酒绿的沉醉与刺激，喜欢那种像吸了鸦片一样的兴奋、享受的感觉。到1927年，她已经过了8年这样的生活，这种生活已经成为她的习惯，积8年之久的习惯和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她精神和心理的需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改变非一般意志所能为。她觉得这种生活很愉快，希望这样快乐的生活永远下去，因为她还年轻，她要享受生活。
　　
　　有一次，她对王映霞诉苦说："照理讲，婚后生活应该过得比过去甜蜜而幸福，实则不然，结婚成了爱情的坟墓。志摩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所憧憬的爱，是虚无缥缈的爱，最好永远处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境地，一旦与心爱的女友结了婚，幻想泯灭了，热情没有了，生活便变成白开水，淡而无味。志摩对我不但没有过去那么好，而且干预我的生活，叫我不要打牌，不要抽鸦片，管头管脚，我过不了这样拘束的生活。我是笼中的小鸟，我要飞，飞向郁郁苍苍的树林，自由自在。"32从她的诉说可以听出：她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即使志摩再管也无用，她不仅不会听，反而会起反感。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反思自己的生活。她要过自由自在的生活，这是她的生活理念，不管与谁生活在一起，都无法改变她的这一人生态度。不管是王庚、徐志摩还是翁瑞午，她不想让别人管，不想像别的女人那样过传统的生活，她要自己的生活，独特的生活。但什么是自由自在，她并没有深思过。她要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能理解她这种人生态度的人，与她相处自然愉快，像翁瑞午；如果干预、反对她的人生态度，自然最终只能变成冤家，像王庚和徐志摩。她的自由是绝对的自由，她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她不想干涉别人，也不想让别人干涉她，这就是她的生活态度。她不想做笼中的小鸟，她要自由。可是，婚姻与自由是相背的，是冲突的，要婚姻还是要自由，也许永远是小曼这种女性的矛盾。
　　
　　婚后，志摩才发现小曼不是他灵魂的伴侣，靠他的理想和一厢情愿根本无法改变她，受影响，被拖累的反而是他。
　　志摩想过安静的生活，他多次表示他对大自然的喜爱，和在大自然中心情的怡然，内心的宁静，创作的踊跃。1925年3月18日致小曼的信中谈到他的理想时说：将来我回国后的生活的确是问题，照我自己理想，简直想丢开北京。你不知道我多么爱山林的清闲？前年我在家乡山中，去年在庐山时，我的性灵是天天新鲜，天天活动的。创作是一种无上的快乐，何况这自然而然像山溪似的流着。--我只要一天出产一首短诗，我就满意；所以我很想望欧洲回去后，到西湖山里去住几时；但须有一个条件：至少得一个人陪着我。1927年1月7日，与小曼结婚从硖石到了上海以后，他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我又是绝对无意于名利的，所要的只是"草青人远，一流冷涧"。他喜欢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与他的性灵吻合，有益他的创作，他也希望通过这种与自然结伴的生活，能改变小曼那种浮华的生活。他曾经说：眉，你今天说想到乡间去过活，我听了顶欢喜，可是你得准备吃苦。总有一天我引你到一个地方，使你完全转变你的思想与生活习惯。但说说可以，真要做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了。志摩从来没有逐了他的心愿，因为小曼只喜欢城市的热闹。舞曲一响，戏院的锣鼓一敲，她的精神头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