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诗作为“新月派”的代表，确实有他独到的贡献。他游学西方的背景，吸取了西方诗歌抒情的精华，加上他个人相当浪漫的情怀，在当时的中国来说，是非常清新的诗风。也许是我们现在也读了相当多的西方诗歌，倒不认为他的诗有特别新奇之处了。  

        艾青在《中国新诗六十年》中曾经评价徐志摩“在女人面前特别饶舌”，是刻薄了些，但徐志摩作为一个饱学中西文化的大男生，整天只沉迷于个人情感的抒发，一味地执著于自己的感受，实在是有些小女人的心态的。也许是偏见，还是觉得好男儿，应该抒写一些豪情壮志的情感才是，就算是爱，也要气势磅礴。这也是我比较喜欢毛泽东诗词的缘故。纯粹的爱情抒发，我倒觉得李清照已经是登峰造极了。  

        曾经在一本关于徐志摩的传记中，看过这样的描述：“志摩是讲授英文诗歌课的，讲的不是很出色，听课的却不少。他的谈吐很有趣味，说话也没有拘束，尤其讲到某文学家的轶事琐闻，特别令人神往。他喜欢雪莱，关于雪莱说得十分详尽。”而雪莱正是英国浪漫诗派的代表。对应艾青的评价，似乎徐志摩的饶舌也在于过分执著于一些名人的逸闻趣事。想见他对西装文人热情大胆追求异性的作风是钦慕的，也一直热烈地找寻他的女神，渴望拜在伊的石榴裙下。所以，总也不免如小脚般絮絮地诉说着令伊神往的故事。  

        不记得在哪里看过以骂人过日子的王朔的话：徐志摩写的作品叫诗吗？叫歌词！细想想，倒真是贴切。其实徐志摩的好些诗，配上曲子，都还是蛮不错的慢歌。  

        关于徐志摩，大家非常热衷的似乎都是他的私生活，仿佛他短短的一生就在小脚女人们的闲言琐语和西服文人的风月情怀之间度过了。在那个时代，像他那样毫无顾忌地追求自己的所爱，实在是罕见。我觉得胡适和吴宓两位先生都曾经对徐志摩的诗文推崇备至，是跟他们认同和欣赏徐志摩的个人生活脱不了干系的，是很大程度上的爱屋及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胡适和保守派的吴宓先生，在自己个人生活上的遗憾，都由徐志摩来填补了。  

        最近读张邦梅的《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原来徐志摩至情至性的后面，是那么多他原配凄凉孤苦的故事。也曾经花一样的女子，只有等到风烛残年才有了勇气说出真相。我终于也落入了俗套，对徐志摩的诗不屑一顾了。